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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家彩网下载2023-12-15 17:48

非遗点亮“老家河南”******

　　河南是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确定的“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试点省份。今年8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鹤壁市、栾川县、宝丰县、长垣市、辉县市、温县、林州市、信阳浉河区8个市（县、区）为河南省首批“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试点地区，支持其开展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1年。几个月来，这些试点地区围绕非遗赋能乡村振兴，在“非遗进景区”“非遗进民宿”、非遗研学旅游基地建设、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打造等方面下功夫，探索“非遗+旅游”发展新路径。

非遗点亮“老家河南” 　　

河南浚县的“声声不息”泥咕咕创意空间

　　非遗工坊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栾川豆腐制作技艺”张盘豆腐作坊、“二十四节气”隐心谷民俗园、“传统小木作技艺”鸡冠洞小木作传习所、“豫西民居营造技艺”大王庙及石门土屋、重渡沟民俗一条街、寨沟豆腐宴、“走马灯”非遗研学基地……在河南栾川县，依托非遗项目成立的非遗工坊，带动当地300余户就业，线上线下创造产值2500余万元。

　　2021年至2022年，栾川县克服疫情影响，在重渡沟景区先后建成“纺织院”“土陶坊”“醋坊”“竹编坊”等富有非遗特色的民宿小院14家，创造产值260余万元，为栾川乡村振兴增添文化元素。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洁介绍，近年来，河南全力推动非遗工坊建设。据统计，河南现有非遗工坊（含非遗扶贫工坊）15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域内非遗工坊97个，44个工坊被纳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非遗工坊直接带动4330余户、1.2万余人脱贫。

　　除此之外，河南还抓好非遗工坊产品营销推广。面向全省非遗工坊征集工坊产品信息，共有洧川豆腐、莫家酱菜等150余种非遗产品进入河南非遗工坊产品目录库。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河南以工坊产品为重点，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购物节活动，全省600多个非遗商家参与活动，涵盖衣、食、住、行多个方面，共同推介河南非遗好物。其中，非遗工坊和老字号213个，占比36%；上线项目总数387个，占比65%；线上销售768万元，线下销售2072万元，总计2791万元。

　　“非遗点亮计划”推动在地文化融入

　　河南是非遗资源大省，截至目前，河南省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25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30个。

　　自2021年起，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合作，实施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计划，先后开展了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青年乡村营造行动。借助优质团队和创意导师力量，挖掘非遗故事、建设非遗空间、打造非遗文创，探索出一条“政府搭台、高校赋能、企业助力、乡村重塑、传承人参与”的非遗振兴乡村新路径。

　　从2022年2月起，河南继续深化实践，变“赛”为“营”，创新开展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青年乡村营造行动。在全省遴选出栾川县重渡沟景区、辉县市郭亮村、浚县古城等9个营地，汇聚高校专家、青年设计师、业界人士与大学生等多方智力，全方位激活乡村文化动能。7月，河南相继举办了出征仪式、开营仪式和营长沙龙，共邀约国内外40个优质团队，通过陪伴式在地乡建、非遗乡创等路径，将黄河非遗元素植入空间打造和文创设计中。

　　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浚县泥咕咕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古鸠泥作”项目成员们受泥咕咕的启发，设计出“泥小妮”IP形象。“泥小妮”是个泥塑的小姑娘，她头戴小鸟泥咕咕造型帽子，怀抱小鸟泥咕咕，萌态十足。后来还衍生出航天员、花木兰形象的“泥小妮”，很受公众欢迎。

　　“目前50个空间项目、40个文创项目牵手各地特色非遗，预计2023年1月可以收获成果。”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副秘书长、浙江财经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刘亚辉说。

　　“非遗+X”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在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林州市，乘着全域旅游的东风，各镇各村积极利用非遗资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形成了一批乡村非遗旅游新模式。石板岩高家台村积极打造集休闲、游览、体验、购物为一体的乡土民情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和美院师生游览、写生，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东姚镇每年春节举办社火表演活动，吸引周边群众前去观看，促进了节日经济发展。横水镇马店灯会每年春节期间举办，是集赏灯、转灯、庙会、文艺汇演等为一体的民间活动。

　　在信阳市浉河区，当地将董家河汪家拳传习所、董家河民歌基地、浉河港文新茶村、土门周肖同茗等非遗基地串珠连线，在旅游中布局连线非遗场馆，打造精品非遗旅游线路；在鸡公山、南湾湖、五曲峡、文新茶村、何家寨、郝家冲等景区，植入信阳民歌、茶艺、太极拳等10余项非遗，探索沉浸式非遗演艺。

　　据介绍，下一步，河南将继续深度整合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在加强非遗保护的基础上，推动非遗工坊、“非遗进民宿”“非遗进景区”“非遗进购物店”建设，同时与传统村落、传统街区保护相结合，打造“非遗小镇”“非遗街区”“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等具有明显非遗IP属性的消费集聚区和特色村镇，依托非遗场馆和非遗项目探索开展研学旅游，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旅游产品，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本报驻河南记者张莹莹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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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