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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余杭发布“强信心 拼经济”36条措施******

　　1月4日，杭州市余杭区发布36条“强信心拼经济”全力实现开门红实施意见，该36条主要包括支持企业稳岗引才、全力提振消费市场、鼓励企业增产扩能、聚力稳外贸拓市场、稳定资源要素保障等五大方面。

　　在支持企业引才方面，余杭区设立1亿元海外引才专项奖励资金，对相关申报单位按照最高10000元/人次的标准给予奖励；对余杭企业招用初次来杭州市就业的海外硕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在市级补贴基础上，再按照最高10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用工补贴。

　　为提振消费市场，余杭区发布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对消费者在余杭区登记注册、纳入余杭区社零统计的新能源汽车经销企业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其中，购车价格（不包括相关税费）在30万元（含）以上的补贴10000元；在20万元（含）—30万元的补贴6000元；在20万元以下的补贴2000元。

　　依照发布的36条措施，2023年度一季度在余杭区新注册外贸企业，一季度出口在100万美元及以上，每实现出口100万美元，将获得2万元奖励，最高获得奖励200万元；存量企业一季度新增出口达到500万美元、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及以上，且出口增速高于全区的，将分别获得奖励20万元、60万元、100万元。

　　余杭区鼓励倡导在余省外员工春节期间留余稳岗，对符合条件的省外员工送消费券、送温暖、送健康、送文化、送旅游、送出行、送岗位、送培训、送亲情、送保障，其中对非浙江户籍并在余缴纳社保的员工，按600元/人发放电子消费券。对2023年春节期间坚持生产的余杭区规上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符合条件的，按坚守岗位的外市籍参保员工每人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补助。

　　同时，2023年春节期间，余杭区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本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发放民宿（农家乐）、农产品消费券，开展主题促消费活动，加大对限上社零企业的支持，加大批零住餐支持力度，开展景区“免费游”活动，加强旅游景区、宾馆饭店等宣传，开展“文艺星火赋美”等夜间演艺项目等，余杭区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提振消费市场。

　　在鼓励企业增产扩能方面，余杭区对2023年一季度营收达到100亿元且同比增长6%的信息软件业企业，给予1000万元奖励；对2023年一季度在库的计划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国有公司拿地项目除外），一季度实际完成投资1亿元（含）以上的奖励100万元；支持鲲鹏企业、上市企业建立产业链供应链购销体系，加大向区内工业企业采购或委托加工产品的力度；支持企业实施技改，对设备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在库制造业技术改造（含新建）投资项目，于2023年一季度实际发生并实现统计入库的设备投资，在现有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再增加资助3个百分点。同时，加大对“小升规”企业扶持力度、开展科技成果对接、加快国高企、研发投入补助政策兑现、加强金融服务保障。

　　此外，余杭区还通过落实“双百双千拓市场”行动、扩大外贸主体队伍、加快出口增量提升等举措稳定外贸市场；开展“杭州余杭·全球招商季”活动、推行“拿地即开工”、加速兑现产业扶持资金等举措稳定资源要素保障。据悉，本政策措施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3月31日。中央和省、市现有政策及后续新出台的支持政策，一并遵照执行，同一事项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实施。（通讯员徐颖 谭琴 光明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习 记者 陆健）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