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响教育新强音******
奏响教育新强音
——写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林焕新
科学谋划,善作善成。
每年年初,教育部都会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全年教育事业发展制定工作要点。
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回望过去一年,全国教育系统坚持以迎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为全年工作主线,紧紧围绕2022年会议“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抓住重大机遇,开创教育新局面”的部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坚持党的领导,培根铸魂育新人
在谋划部署2022年教育工作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宗明义,明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育人,着力以风清气正的环境育人,加快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这一年,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在全国高校全面单独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用好大中小学读本,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格局逐步形成,青青校园焕发新活力,莘莘学子展现新气象。
天津设立16个区与高校共建的思政课协同创新基地,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内容和目标有效衔接、循序渐进。组织全市1400所中小学与高校签约共建,每所中小学都与一所大学签订一体化建设协议,联合开展课程开发、集体备课、教改研究等。
湖南省永州市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建立由湖南科技学院牵头,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州市第一中学、冷水滩区银象小学等大中小学校加盟的永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不定期组织全市大中小学线上线下开展师资培训、听课评课、教研交流和集体备课。
这一年,教育系统党建更加有力,在党的坚强引领下,积极做好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各项工作,教育事业发展的底气更强,攻坚克难的决心更加坚定,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的磅礴力量进一步汇聚。
202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成为学校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双减”攻坚战中,山西省和顺县中小学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各学校党组织书记担任第一责任人,537名教师党员全员参与,以党建推动“双减”工作,重塑教育生态。
贵州大学在党员中实行“一栋楼一个总支,一层楼一个支部”,在研究生宿舍区建立“宿舍党支部”,提高党组织覆盖面,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子向党组织靠拢,研究生党员在关键时刻带头学习、带头行动、带头实践。
这一年,各地全面践行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广大学子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小学生走进法院接受法治教育,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古族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全情投入情景剧《国家的孩子》的表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渐渐走入他们的心中。中小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德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022年秋季开学,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劳动课走进全国中小学,与语文、数学课一样,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山东,一片试验田里,学生们辛勤劳动,研究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在广西,一批手艺人、老匠人带领学生亲历传统技能的劳动……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开展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学习劳动技能,理解劳动创造价值,培养劳动意识和主动服务社会的情怀。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系统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谱写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华美乐章。
促公平提质量,办人民满意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2022年,教育事业紧紧围绕“公平”与“质量”两大重点任务谋发展,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人民期待的美好生活图景愈发清晰。
教育系统积极响应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盼——
“一天一个样,建设速度之快令人欣喜,就等着9月1日送孩子去报名!”2022年6月30日,望着正在建设的湖北省黄冈市春晓幼儿园,市民孙女士满心喜悦。
这样的喜悦,也发生在更多教育新政的推进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更加便捷,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多,县中振兴为区域发展注入生机,课后“三点半”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明显进展……
2022年2月,教育部召开“十四五”国家基础教育重大项目计划实施部署工作会议,要求推动基础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大力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大力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大力促进县域高中整体提升、大力促进特殊教育拓展融合。12月,第二批“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名单公布,“先行军”将踏出一条条“上好学”的新路。
教育系统用实际行动回应国家社会发展迫切需求——
“日子就像这红彤彤的樱桃一样甜。”在陕西省合阳县方寨村,村民雷凯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蔡宇良指导下,首次种植12亩樱桃,当年就挣了13万元。
2022年2月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强调,要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首批18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联合发布《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明确健全中国特色的卓越工程师能力标准,着力解决关键领域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工程教育与工程能力培养脱节等突出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会,目标直指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生教育自身实际,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结构……
“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直抵人心。
教育系统完善体系建设,为“人人出彩”提供更多保障——
2017年,19岁的张秀全带着掌握一门技能养活自己的朴素梦想,进入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2022年,他拿到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云计算”赛项优胜奖、“安徽省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证书,还拿到百万元级营业额,真实感受到命运被职业教育改写的幸福。
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职业教育就是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多个省份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成为中高职毕业生深造的重要途径;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开辟国际舞台,助力产教融合再上台阶……
“人民满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2022年,教育系统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推动实现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筑牢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改革创新,激发教育发展动力活力
按照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这一年,教育改革蹄疾步稳,不断推进内涵发展。
教育数字化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制高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将“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列为重点任务。
一年来,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大任务,教育部擘画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顶层设计蓝图,提出“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的行动纲领,以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抓手,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各类地方平台的带动下,2022年以来,各地教师借助智慧教育平台重构课堂教学、拓展特色课程的案例屡见不鲜,以区域为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应用的实践遍地开花。
强教必先强师。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聚焦强师计划,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迅速落地、“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力度加大、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文件印发……一系列“强师”举措,吹响了加快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号角,也对新时代“何以强师”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标志着以立法方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为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有序有效推进,越来越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
这一年,中国高校有了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施工图”。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新模式,突出了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重点方向。许多高校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努力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并且单独列章阐述,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指出:“我们要深刻理解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切实看到教育、科技、人才地位作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把握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支撑和基础工程的特殊意义、特殊价值。”
2023年,全国教育系统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教育新的贡献。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